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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虎:《人类文明转型期的中国选择》
www.cws.net.cn    2008年10月28日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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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虎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前 言 


    本文的题目有三层意思,一是文明演进,二是经济转型,三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文明演进”的话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因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文明史了,相关的论述数不胜数。“经济转型”的话题,是近代学术界特别是我国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的研究、论述也数不胜数。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讨论者尚不是太多。


    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号召,我以为这是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因为它显示出中国对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的科学把握,也表明了中国对推动人类文明演进责任的自觉承担。
因此,加强对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应该是我们全体国人的共同而首要的任务。


    一、从什么是人类文明谈起:一些基本概念的重新界说


    本文将涉及到不少基本概念,如“文明”、“社会”等等。本来似乎不需要对这些概念再加以界定,但由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太过丰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说。而一篇文章只应该在一种概念体系中来讨论它的论题,特别是本文选用的是一个新的视角,故而有必要对相关概念的内涵特别明确一下。


    1. 本文的视角:环境社会系统学视角


    文明这个词是对人或人类社会而言的。本文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讨论人类文明的演进。


    在以往的概念中,文明一词有时是作为不文明,甚至是野蛮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所以才有“文明时代”和“野蛮时代”,“文明人”和“野蛮人”之分。


    在以往的概念中,文明一词又往往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有“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分。


    在历史学中,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起源同步,以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的出现为标志。这意味着,在国家这个人群的组织形式出现以前,是无所谓“文明”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理解“文明”的呢?


    首先,我们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永远相互作用又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我们把这个整体简称为环境社会系统,如图1所示。
 


    图中的圆周表示的是人类认识的边界,它一直在逐步外扩。


    其次,人类为了活下去,必须有食物果腹,于是有些人去捕杀动物,有些人去采集植物果实,依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而异。


    在几十万年求生存的历程中,人们慢慢地体验到,依靠群体的共同努力,个体人的生存才能有保障。后来,又经过若干万年的磨练,体验逐渐转化为自觉,人类终于以求取生存、求取有保障的、更好的生存为共同目的组成了社会。


    由此可见:社会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和求更好生存这个本能欲望驱使下的合作行为和结果,一个以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为基本任务的人群的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要正确把握“文明”的概念,就必须弄明白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它与人类的生存有什么关系,它与自然环境又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本文的视角和基本思路的出发点。


    2. 环境社会系统学视角中人类的生存方式与人类文明


    在环境社会系统学视角中,人类结成的社会,与人、自然一起构成影响甚至决定环境社会系统运动、变化的主要要素,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素。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怎么能把人和社会分作为两个不同的要素呢?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多作解释,只能强调说明一点,即这里所说的“要素”是从环境社会系统运动、变化的推动力角度而言的。


    因为,首先,社会形成以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主要是以组织起来的人群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来体现的,也就是以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为主。其次,所谓“社会形成”,是以人群在与自然相互作用时的分工被一种叫做“规则”或“秩序”所固化为标志的。也就是说,“社会”的质的规定性就是“有规则”,“有秩序”。显然,社会形成以后,或者说“规则”制定以后,它就要强制人们去遵从。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社会发展”,在本质上就是“规则”、“秩序”的丰富和改变,比如在与自然发生作用过程中的分工规则之外,又增加了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以及制定“规则”的规则等等。


    由此可见,人的生存方式将集中表现在人群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组织方式上。在以往的研究中,组织方式往往被排除在生存方式之外。其实,它在人类的生存方式中,在社会的发展中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对“人类文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似乎应该和人群的生存方式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实际上,人们常常说的“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等等,在本质上就是和那个时代人群的生存方式相对应的。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群在所处历史时期中生存方式的抽象表述。


    二、人类文明演替史的简单回顾及其启示


    1. 简要回顾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体上已经经历了三大文明时代: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下图是这三大文明时代社会主要特征的示意。
 


    ① 原始文明时代。
    在有的文献中将其称为蒙昧时代或远古文明时代。考古学家们认定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人类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因此我们将距今一万年以前的人类社会统称为原始文明时代。


    目前,我们对这个时代人类社会的情况所知还不多,就现有的认识而言,可以认为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主要是依靠个人的体力和体能,直接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来生存,比如狩猎、捕鱼、采集植物果实等。这时人群的生产能力(主要是获得食物的能力)很低,组织程度也很低,组织方式极为原始,基本上处于社会形成的萌芽期。


    ② 农业文明时代
    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人类学会使用火和制作工具,开始变渔猎为养殖,变采集为种植,从而变直接消费自然资源生存为消费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后的物品来生存。自此,社会的生产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的产品以自己消费为主,人群的分工合作内容进一步细化且相对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也相对固定。也就是说,社会组织和运行规则(秩序)进一步完善,社会行为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力日益增大。在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人类社会称为农业文明时代。


    ③ 工业文明时代
    通过近万年的发展和积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会,其组织能量已发挥到极致。但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变化、周边其它人群的挤压,以及内部因社会财富不能得到公平分配而导致的不满,农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秩序没有能力去应对。因此,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愿望和呼声日益增高。在距今约三百年前,电和蒸汽机的发明,使规模化的生产成为可能。由于规模化生产比家庭式生产既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又能改变先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因此工业文明迅速地取代了农业文明。


    由于规模化生产的产品主要不是为满足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需要,而是为了出售并获利,因此商品的流通成为这个时代社会的特征性环节。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出现了。社会分工被高度细化而社会合作被竞争取代和掩盖,引退成为社会运行的一个沉寂的背景。在这一时代社会的组织程度空前强大,个体人的作用似乎已无足轻重;社会财富的创造已空前绝后,无与伦比;对自然环境的冲击力和对个体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力都达到了顶点。但在这“强大”的同时,又激化出世界范围内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危机:自然资源枯竭的危机,自然环境恶化的危机,以及社会不公正的危机。


    2. 历史的启示


    ① 人类文明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方式的概括表述。在人类结成社会以后,人类文明具体化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


    ② 人类文明的演替主要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发展上。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是在环境社会系统中固有的两大基本矛盾耦合作用下推动的(第一个基本矛盾是人类对自然的索取的无限性和自然环境供给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第二个基本矛盾是人们对社会财富公正分配追求的无限性和社会公正分配社会财富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


    ③ 工业文明时代凸显出的日益严重的三大危机,是社会对两大基本矛盾关系处理不当所导致的,其具体原因要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的运行方式,包括主流理念和价值体系中去寻找。只有找出来,纠正它,人类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才能继续进步。


    三、当前人类文明危机的剖析


    前文说到,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凸现出三大危机,这实际上是工业文明的危机。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是缓解和消除这三大危机的危害和激化的根源,从而使人类社会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产生这三大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激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1. 对环境社会系统的运行中的三大供需关系的客观存在认识不清,应对无力 
    下图是环境社会系统运行中存在的三大供需关系的示意图。
 

    图3清晰的表明环境社会系统中客观存在着三大供需差:商品的供需差,自然资源的供需差,环境承载力的供需差。这三大供需差的变化相互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并影响着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的运行。


    迄今为止,工业文明的发展理论一直无视三大供需关系的存在,并且把自然环境当作一个容量无穷大的“源”与“汇”,对自然资源无度的索取,将废弃物向自然环境中无节制的排放。在实际状况已充分表明自然界向人类供应自然资源的能力和消纳废弃物的能力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仍以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有权无法确定为理由,坚持以自然资源和环境无价为前提的理论体系,固守商品供需关系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唯一变量的信条。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将三大供需关系激化为威胁社会发展的三大危机。


    仅此分析就足以说明,当代人类社会遇到的三大发展危机与工业文明的社会运行准则密切相关。人类要想缓解和消除这三大危机就必须把三大供需差的变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为此就必须改变工业文明的社会运行准则和人类的生存方式。这就意味着人类必须创建一种新的文明来取代工业文明。


    2. 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经济活动法则背离了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原初目的,违背了确保环境社会系统中物质流通畅流动的原则


    人类和人类社会从事生产活动的原初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群的生活水平和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但在工业文明时代这一目的被异化为追求货币形式的利润的最大化。一切不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都不为经济活动所接受并被排除现行经济运行“规则”之外。


    另外,人类的生存活动和改善生存的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是自然环境能对其提供持续的支持,反过来说,就是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必须以不削弱自然环境的支持和供给能力为前提。


    然而,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运行准则就一定是成本越低越好,产品销售得越多越好,附加值越高越好。为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计入成本的价值核算的做法当然会用各种借口加以抵制,能降低物耗和能耗的新技术,也会因生产成本偏高而不被采用,凡此等等,包括因社会财富只有少数人掌握支配权时才能具有高效率,才有获最大利润的可能,都会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准则。
由此可见,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的发展方式和利润增加方式是使三大供需关系演变为社会发展的三大危机的直接原因。


    四、面对人类文明转型的挑战,探讨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由前文所述可见,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经济类型是在利润(货币形式)的最大化目标指引下,以自然资源的高消耗,污染物的高排放,社会财富(资本)的高集中为基本特征的。若不抓紧改变,在三大危机的压迫下,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善,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是没有希望的。


    对我们中国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方式,构建新类型的经济是当务之急。为此,要面对诸多困难的严峻挑战。列举如下:


    1. 来自“中国发展情结”的压力和挑战


    在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未能及时转变,一落后就是几百年,至今尚未能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在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这个时期,我国要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创建新文明的探索,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我国人民包括领导人在内必须做好充分的、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政策准备。


    2. 来自由工业文明理念和行为法则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挑战:“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
在当今的世界,国家间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所遵循的种种“规则”主要是由先期工业化国家在工业文明理念支配下建立起来的,这些秩序实际上都是一些在“效率”、“合理配置资源”的词语下各国经济实力的博弈规则,是一种最大限度利用别国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为本国谋求经济利润的“游戏规则”(比如环境贸易壁垒),我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不能无视这些规则,也不能盲目与这些“国际”接轨,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能对比应付裕如,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又一个重大挑战。


    3. 来自国内区域间、城乡间社会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条件差异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4. 来自国内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发展理论多样化的压力和挑战


    5. 来自国内政府、企业、公众三大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整合的理论和方法尚不成熟的压力和挑战


    这里列举的仅是我国经济转型将遇到的诸多困难和挑战的一小部分。仅仅由此也可看出,完成由工业文明向新的文明时代成功转折的探索,完成经济类型的转变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件困难重重的历史任务,必须依靠全国人上下高瞻远瞩又踏踏实实的努力。


    结 语


    在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折的历史关头,为人类农业文明时代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未能适应潮流及时转变自己的发展模式以致急速落后,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必须认真记取。


    现在,人类历史又到了另一个转折关头,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的重要契机。

   
    今天,伟大的中华民族以其特有的智慧已正确地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和文明演变的趋势,我们必须以巨大的勇气,过人的胆识,高举和谐与公正的大旗,开辟走向新文明时代的道路。


    我深信,中华民族将在新文明时代的创建中再铸辉煌。

    报告人简介


    叶文虎,教授。男,1939年2月生,汉族,江苏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现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位委员会主席、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最早进行环境科学研究的学者之一。1972年到1985年期间,主要从事大气污染扩散规律的理论和模拟实验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大量实践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在国内倡导并带头开展了边缘学科--环境空气动力学的理论、实验与应用研究,并在北京大学建造了国内第一座大型环境风洞。


    1985年,他担任“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为北大环境科学中心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率先组建了环境规划与管理研究室,招收培养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并编著了《环境质量评价学》、《环境管理学》、《可持续发展引论》等教材。


    受国家环保局委托,组建了“国家环保局北京大学高级环保干部培训部”,兼任该部主任,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90年被国家教委聘请为我国环境科学第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环境规划管理专业教学指导组组长,在环境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专业的划分、环境规划管理专业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底,担任《中国21世纪议程》专家组专家及“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等论文集,发表了《三种生产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等重要论文,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基本理论的确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近十年来,发表论文近百篇,代表性论文有:“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灵魂”、“从两种生产理论到三种生产理论”、“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创新”、“论第四产业”、“三大部类生产理论”等等。主持过若干重大课题。


    曾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证书并享受政府终身津贴;获国务院两委一部“七五”科技攻关表彰;获国家教委、国家环保局“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表彰;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称号;获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全国科技扶贫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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